郭林氣功助名醫抗癌 -徐光炜教授老伴宋琳琳(結腸癌)

带妻子和众人对抗癌魔(天下名医)
记者 江大红 《 生命时报 》(2013年05月24日)

  2008年5月,徐光炜夫妇金婚之年在家中合影。

  4月16日,北京玉渊潭公园西门附近的小山坡上,一群癌症患者围着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名誉院长、中国抗癌协会名誉理事长徐光炜教授,这个问“我的手老麻是怎么回事”,那个问“您看我这药顶事儿吗?”20多年前,也是在这片斜坡上,徐教授和老伴带着小马扎,跟癌友们一起度过了一段互相取暖的日子。

  5月10日,当记者走进徐教授的办公室时,他正拿着黄色荧光笔,在国外一篇乳腺癌筛查的学术文章上划着重点;桌上照片里是孙子、孙女的笑脸。见秘书给记者端来了茶水,他对秘书说了声“谢谢”。2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后,他满脸笑意地说:“谢谢你听了一上午一个过气了的退休老头的故事。”举手投足间,尽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谦卑,令人感动。

  “作为一个病人家属,我才真正意识到癌症的可怕”

  北京玉渊潭公园的这次医患相聚,无疑是徐教授对多年前医患真情的一次怀旧。1988年,徐教授的老伴宋琳琳教授——中国著名儿科专家,曾任中华围产学会副主任委员,不幸患上结肠癌,接受了当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成立以来最大的手术,术后经常来此锻炼。

  那一年,宋琳琳教授只有54岁。徐光炜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发现老伴患癌前的那个晚上——4月28日,是个周五。晚9点,他回到家时,一位印尼癌症病人早已等候多时,宋教授抱着热水袋在一旁作陪。客人走后,宋教授说她腹部隐隐作痛,认为可能是蛔虫闹的,逼着徐教授和他一起服了驱虫药。但第二天,她仍感右下腹痛。当时已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、领导着国内肿瘤领域两个最重要学会的徐教授,伸手一摸便发现情况不妙。

  很快,老伴的腹部超声检查结果出来,怀疑是结肠癌。拿着检查单,徐教授觉得,厄运降临了。他那天还要去中华医学会主持会议,但满脑子都是老伴的病情,整个人心不在焉,草草结束会议后便赶回医院,取消了晚上的聚会,开始为她做术前准备。

  手术由徐教授的好友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黄信孚主任主刀,他在一边作陪。打开腹腔后,两人最担心的事发生了:癌变已侵入十二指肠!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徐教授:放弃还是继续?放弃就意味着死亡,继续则意味着要切掉大部分内脏器官。徐教授顿时感觉五雷轰顶,但没有别的选择,为了把老伴从死亡线上拉回来,他只能冒险一试,同意进行彻底的大手术。

  6个小时后,插满管子的宋教授身上少了1/3的胃、胰头、胆囊、十二指肠、右半结肠。徐教授紧紧攥着老伴的手,心中充满了内疚、自责和伤痛。他说:“我觉得她的癌是累出来的,除了工作,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她操心,我对她关心不够。当时也有朋友责问我,自己是肿瘤专家,为什么没有尽早发现老伴的癌症。”

  术后,宋教授由于“胃瘫”,胃管插了28天,滴水不入。徐教授也没回一天家,时时作陪。看着她吃什么吐什么,咽口水都痛;看着她下床后连走路都不会,重新学习迈腿……这一切让他感受到什么叫撕心裂肺之痛,恨不得自己代她去承受。几乎每位从事肿瘤专业的朋友来访后,都说很不乐观。徐教授岂能认识不到这点,但他说:“当你感到日夜与你共处的伴侣有可能离你而去时,以往一切的善与美,都会一下子涌现在你眼前,让你越发感到绝不能失去她。”

  术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他常被老伴将离他而去的噩梦惊醒,醒后不知何去何从。平生从不求签,也不信鬼神的他,在老伴患癌后求过两次,所幸都是上签。研究了一辈子癌症,他说:“当我作为一个病人家属时,才真正意识到癌症的可怕。”在他的精心照顾下,老伴坚持着活下来,并继续陪伴他走到今天。他感恩老天待他不薄,也因此在肿瘤防控的道路上走得坚定而持久。  

  妻子患癌,众人受益

  “我们都说,宋大夫一人得癌,我们众人受益。”4月16日,癌龄比宋教授还长的曾唯实这样对《生命时报》记者说。她今年66岁,当年正是她介绍宋教授到玉渊潭公园练(健身抗癌郭林氣功)气功。她口中的“受益”,指的是徐教授陪着老伴,从诊室走到公园与大家交流,还有北京癌症康复会的成立。

  “上世纪80年代,癌症跟死亡几乎是划等号的。社会上流传着‘十个癌九个埋,还有一个不是癌’的说法。公车上,如果知道一个人是癌症患者,大家都会离得远远的。”曾唯实说,当时关于癌症的科普宣传太少了,只有武汉出了5分钱一份的《中国抗癌报》,大家如获至宝,争相传阅。癌友们对癌症的诸多疑惑,都无处可解。所以,当大家得知宋教授的爱人,就是那个很难挂上号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徐光炜时,疑问找到了出口。

  徐教授每周末都会陪老伴去玉渊潭公园锻炼,他用“走着有人追,站着有人围,坐着围一堆”形容自己在公园里“受欢迎”的程度。
后来,为了答疑效率更高,他让老伴事先把大家的问题收集到一起,周末统一作答,每次收到的纸条竟有两三百张。令他印象最深的是,有位患者说我们癌症病人够可怜了,可还有那么多人打我们的主意,用假药坑我们。经常有人拿着药盒来问他,这药到底能不能治愈癌症。当年炒得沸沸扬扬的“神医黄仙姑”的“神药”还阳草,一盒售价高达120元,比不少人的工资还高。徐教授发文质疑,并最终将它“打倒”。调查发现,“还阳草”不过是地瓜叶、淀粉等做成的骗人玩意儿。

  “在这里与患者交流,与在医院完全不一样。”徐教授说,身为外科大夫,以前他认为手术是最重要的;手术完了,治疗也结束了。但通过老伴得癌以及与癌友们交流,他意识到:“如果将癌症防治比作一条鱼,那么不能只管治疗——红烧中段,还要处理鱼头和鱼尾。也就是说,癌症预防和康复也非常关键。”

  能意识到这点,在当时并不容易。徐教授夫妇想成立一个患者组织——北京癌症康复会,被不少专家泼了冷水:病人都治不过来,整这个有什么用?这个组织最后在徐教授家里成立,并迅速发展起来。这些年来,北京癌症康复会举行的全国抗癌明星评选活动、肿瘤宣传周活动,都已成为与癌症患者相关的品牌活动。

  “没做好乳腺癌筛查,是我最大的遗憾”

  在媒体报道中,徐光炜的名字总是和乳腺癌一起出现。搞了一辈子的乳腺癌防治,徐教授感慨良多,个中境遇令人唏嘘。由他一手主持的“全国百万妇女乳癌普查工程”,最后因资金、合作等问题不了了之;争取到的启动资金因境遇巧合,多次为他人做了嫁衣……几十年来,他惹过争议,被泼过脏水,但依然初衷不改。目前,他仍担任中国社会工作协会防治乳腺癌专项基金副理事长,关注乳腺癌的早诊早治、救助贫困患者。

  “成功,我谈不上。只能说我做成了几件对百姓有益的事,建立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,在胃癌及乳腺癌的防治上有所建树,把两个学会搞起来了,而乳腺癌筛查则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,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。”徐教授这样评析自己的过往岁月。

  2008年,他出版了带有自传性质的书《瞬间人生——一个聪明的傻子的故事》。书中,他把一切都写得坦诚:他的独立精神,来源于相信大多数人;他从未追求过一己私利,心里所想的是要为大多数人服务;他的一生中,多次与更大的功名机会擦肩而过,他并不是抓不住,而是心系眼中更重要的事业。

  今年79岁的徐教授,每个工作日仍会到办公室“报到”,经常让秘书帮他查找乳腺癌方面的最新进展信息。最近,他出了一本新书《携手·同行——乳腺癌病友指引》,里面详细解答了100个患上乳腺癌后如何治疗、生活等方面的问题。

  目前,他最看重两件事:一是发挥余热,继续推动中国的乳腺癌防治事业,建立乳腺癌筛检联盟;二是再过5年,等到和老伴喜结连理60周年,“钻石婚”时,要出一本书,名叫《我的钻石夫人》。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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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光炜

  1934年10月生于上海,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,1969年起从事肿瘤专业工作。作为主要负责人,于1976年创建了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,并于1995年将研究所扩大,新建了北京肿瘤医院;长期来担任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,并参与了中国抗癌协会的创建,一直在协会领导层任职,为我国肿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曾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、全国优秀科普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,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。
  徐光炜:搞肿瘤曾被认为是“荣誉的坟墓”

  我是搞肿瘤专业的,我觉得我们在医院的成长过程,也可以充分反映国家在肿瘤事业上的一些发展。大概是1969年,总理提出来搞肿瘤,那个时候我是外科大夫。当时就是一个科、一个病房,主要做手术。当时大家都不愿意搞肿瘤,因为当时有一个不好的说法,说搞肿瘤是“第二个坟墓”。当时很多搞肿瘤的人,没几年差不多都换了,就我们坚持下来了。当时人们给肿瘤科起了个名字,叫做“第二太平间”。因为到了肿瘤科了,下一步就到太平间去了。
  过去,外科手术是病人最大忍受程度的手术。拿我来讲,我年轻的时候做医生,乳腺手术伤害面很大,那个时候国外还做半身切除手术,病人能够忍受到这么大程度,就做这么大,当时觉得切得越大,越干净。现在不是,现在是达到你最小忍受程度的手术。人手术以后生活质量也好了,生活质量也提高了。早期发现乳腺癌,乳腺都保留了,只把肿瘤局部的切除就可以了,效果也很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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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光炜:我要掘开医生的荣誉之墓
蒋乃郡
2009年09月29日12:43 来源:人民网-《生命时报》

  1988年,对于现任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、中国抗癌协会名誉理事长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创始人徐光炜教授来说,是个极不平常的年份。就在这一年,这个已经和癌症打了近二十年交道的抗癌专家,却不幸成为了癌症病人的家属,他挚爱的妻子被诊断为肠癌晚期。

  虽然从1969年开始,徐光炜就已经踏上了抗癌历程,作为中国抗癌协会的创始人之一,他有一系列与癌症相关的荣誉头衔,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创始人、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、中国抗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……可在得知妻子患病的那一刻,他依然被深深地震动了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妻子,他更深深地体味到了肿瘤医生的无奈,一直都说“肿瘤是荣誉的坟墓”,真要等到癌症降临,即使病人有着再坚强的战胜癌症的意志、有着亲人们无以伦比的关怀,还是有很多人最终会撒手人寰。为什么不能在厄运降临前就上紧癌症防治的这根弦呢?于是,徐光炜深切地体味到,祖国医学中“上工治未病”的真正意义在于从健康的人群中找到临床前尚未发病的癌症。

  就在这一刻,徐光炜为自己圈定了下半辈子的人生目标:从现在起,自己不再单是一名外科医生,更不仅仅是一名医院管理者,他要把“癌症应该从预防开始”的信条传播到每个人的心中。他终于找到了解决多年心中疑问“医一人可医,医千万人岂可医”的途径——要把自己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宣传癌症预防知识、普及癌症筛查工作中去。毕竟世界卫生组织早有定论,加强预防可以使1/3的癌症不发病;开展普查又可以使1/3的癌症在早期就被发现,众所周知,早期癌症的治愈率很高,这样便可以让癌症从“多发”为“少发”,变“难治”为“易治”,岂不大快人心?

  到底做什么癌肿的普查呢?徐光炜很快把目标锁定在了乳腺癌的身上。这不仅是因为20年前徐光炜曾主持过乳腺癌普查工程,他也有信心把这一项目发扬光大,真正让百姓获益;另一方面也是因为,乳腺癌发病率和病死率直线上升,国外的乳腺癌普查经验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可借鉴经验。

  但好事多磨,一直到2001年,徐光炜教授真正从管理者的岗位上退下来时,才有了真正推行这一计划的契机。“最初就是想通过专业培训,建立若干个标准化的乳腺癌普查点,在国内推动此工作,同时在此过程中,积累资料,总结出适合国人的技术方案。可没想到,这一路走来并不平坦,挫折、困难接踵而来。”虽然时隔多年,徐光炜依然对此异常感慨。资金缺乏、投资方的利益争端、乳腺癌普查技术的诸多纷争,都让这一工程在往前推进的过程中历经坎坷。最初设想要吸纳百万女性参与的工程,费尽心力筹建的40个标准化防治点,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,明显提高了乳腺癌的早诊率,但也因为诸多问题,工作几度搁浅。

  但种种困难依然未能打败徐光炜呼吁普及癌症筛查的心,他依然在亦步亦趋地履行着“不为良相,愿为良医”的誓言。“现在终于从各种岗位上退下来,倒反而有了全心全意做这项工作的时间和空间。”徐光炜说,在他的努力下,中国乳腺癌筛检联盟已经成立,争取联合10个左右志同道合的单位,继续把乳腺癌筛查的工作往前推进。“只要能往前走,对于早发现癌症就是好的。在我的有生之年,我有信心就干好这一件事”。

Tag : 抗癌 郭林氣功 結腸癌 徐光煒 宋琳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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